大隋不是禁止官员经商吗？
是，又不是。
之所以说是，是因为朝廷的相这条律令，就明确写在《开皇律》和《大业律》中。
也有不少人，因为违反此律而丢官，甚至是入狱。
但却很少因此，而没命！
之所以说不是，因为这大隋朝禁止官员做生意的禁令，早就名存实亡。
朝廷三令五申地强调不与民争利、官不经商，但实际上有的人该干嘛还干嘛。
官不经商，实在是一件自欺欺人、掩耳盗铃的事情。
大中华自秦朝开始，就明令在朝为官者不得经商。
自此，这条律令被历朝历代的国法所沿用，大隋也不例外。
然而这条律令在现实的执行中，产生的实际效果成疑。
研究发现，此律的宽度和深度，总是随着各代王朝政治、经济的兴衰，在不断地收放、摇摆。
在大一统的时代，早期紧，中后期逐渐松弛。
王国并立的时代，这条法律简直就是形同虚设，甚至是鼓励经商。
为啥？
需求，生存，贪欲！
只要是人，就有需求和贪欲；有需求和贪欲，必然尽可能的去产生交易和勾当。
当需求和贪欲被极大满足和膨胀之后，原本简单的物物互换交易，就会变成一种规模化复杂化的牟利手段。
国如此，官如此，民如此。
即使是秦朝，也不敢说绝对不与民争利。
有些行业、产业，如盐铁铜等，只能也只能是专营！
帝国，也需要钱财！
这种垄断型生意，往往关乎国家命脉和社会稳定。
但国家专营，难道就不是商？
它们，就不是与民争利？
此外，既然官营也是经商，那是不是也需要具体的人参与？
皇商，官商，私商，外商……
在哪朝哪代，具体负责官营的官员，可是此种经营活动的最大获益者！
史书中，这方面的证据，可不要太多。
隋通钱柜、隋通船运这种商业模式中，出现了三类角色。
皇商，官商，私商。
皇商，可不是咱们大中华辫子朝的独宠名词。
不仅有皇帝亲自下场做皇商的，而且很多情况下，他是用自己的代理人大行殖货之事。
皇帝里的代表，有商朝君主王亥、东汉汉灵帝、南北朝时的宋少帝、明朝皇帝朱厚照……
皇帝代理人的代表，有汉朝的邓通，明朝的许豸……
以及，每朝每代名不见经传的朝奉、采办、少府、太仆、司农等等。
官商，既是官，也是商。
大中华历史上的官商，起于两汉，讫于明清。
范蠡、吕不韦、管仲，西汉霍光的儿子霍禹、西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……
这些家伙，不仅是当朝大官，而且由他们主导的自家生意，也做得很大。
许多时候，当官者本人亲自下场主导的生意，异常兴隆，富可敌国。
另外，还有些官员，表面上本人和家属亲戚绝不经商，让世人觉得其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。
可实际上，那些累世大族出身的官员，都在用各种隐秘的办法，控制着许多庞大的产业和商业。
而新晋的官员，也会开始他的“十万雪花银”之旅！
至于私商，就不多说了。
隋通钱柜、隋通船运这种合伙做买卖的生意模式，也不是什么啥跨越时空的新鲜事物。
最早有明确记载的，是管仲和鲍叔牙做的合伙买卖。
不过现在出了隋通钱柜和船运，倒的确是个很奇特的事。
不是说这生意新鲜，而是这出资形式很新鲜。
皇商、官商、私商三者共同出资，合伙做一个买卖，的确是个划时代的创新！
因为一直独来独往的皇室资本，也放下身段参与到了其中。
真是奇哉怪也！
这比皇帝亲自下场经商，还惊世骇俗！
为啥？
吹口哨的，给自己吹啊！
但这样的事情，在什么新奇事物都有可能出现的大隋朝，实在是不要值得太惊叹。
所以，朝堂上、江湖上，都很平静。
也只有鬼谷子李秀宁，才会觉得这里面有问题，有自己目前还看不明白的蹊跷。
毕竟，像她这等位面的人物，有时候想得问题高度，要比广皇帝、要比她老爹李渊，还要高远！
屁股，决定脑袋！
否则，如何以世界为棋盘？
如何以国家为棋子？
至于，官员与民间私商合伙干买卖的事，这也早就是个历史老话题了。
汉武帝死后，律令遂在，但官员独商、官私合营这事，基本上是自由放飞状态。
官员加商人的聪明脑袋一碰，能甩世人几百步远。
他们总能找到绕过律令，又合理合法的办法，让自家的生意做得飞起。
更何况，东汉自光武帝起到以后皇帝，对官员经商这事，就根本没有怎么关注和限制过。
并且，对官员经商不无支持和赐予特权。
两晋南北朝，官员经商，乃属合法。
更加过分的是，东晋以后的官员，如若经商还免其税赋。
所谓，“公侯之尊，莫不殖园圃之田，而收市斤之礼”，“渐染相仿，莫以为耻”。
以致到了大隋创立之前，社会普遍是无官不商、无商不官。
官商，不仅仅是指官员和商人合而为一人的名词，而且也是官员和私商合伙做买卖的代称。
坦率说，钱财这种东西，是个人都需要！
并且，无论皇家、贵族，还是平头百姓，也都不嫌多！
不是钱财这玩意儿本身有多重要，而是它的功能很奇特。
通过钱财这个媒介，可以让任何人过得相对心宽体胖、心情愉悦。
当然，那种有特别心里优势的，不在此列，也是少数，值得敬佩！
可是，那些个穷得叮当响的皇帝，不值得赞赏！
像谁？
周朝周赧王，东汉献帝刘协、东晋元帝司马睿、明朝崇祯帝朱由检……
唉，真给大中华皇帝的班级集体丢脸！
什么？
还有更穷的？
人家汉文帝刘恒，是真节俭，不是真穷！
而道光皇帝旻宁，是真抠门，也不是真穷！
另外，那些个不知道……官员，也不值得……！
既然贪污受贿的代价、成本、危害那么高大，何不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合理合法的去赚钱？
写点文章出本书，谱个曲子提个名；实在不行做夫子，吃饭喝茶也不愁！
哈哈，有点玩笑了。
不过，当朝的欧阳询、高士廉、刘铉等，这几个老头儿就很会赚钱，非常不错。
他们的作品，写得那么棒，画得那么好，刻得那么绝，现在堂而皇之地在收润笔费！
并且，人家赚钱的逼格，相当高！
你去找人家拿作品，是求。
交钱，是润滑人家的笔锋刻刃！
这润滑费，可一点不低。
阿布当年，为自己的悦来楼向高士廉求字，可是深有体会。
可没办法，人家的买卖，的确就好，不可替代！
为了增加粟末地天下第一馆的收藏量，阿布可没少给这些老头子们润笔费！
特别是那个叫欧阳询的太常博士。
这些老家伙们说得好，这叫守经达权！
啧啧！
真会找词儿哎！
所以，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定义，有点模糊。
所谓官员不得经商，所谓不与民争利，所谓商不得穿绸为官……
在封建王朝这样的时代，还真是一个个既可笑又虚伪的命题！
重农抑商，禁官入商，商不得官，往往都是在王朝初期执行得既彻底又严格。
但是每到王朝的中后期，这些制度，就开始不断变形、后退、滑坡……
最终，制度屈服于现实！
比如，现阶段的大隋，就是如此。
文皇帝时期，虽然也是重农抑商，但绝不是轻商。
相反，他做出了许多方便和鼓励市场交易的举措。
最厉害的政策，入市免税。
工商杂税，零！
其次，对下层民众全面放开盐、酒等这类利润较大的行业，取消专营。
其他的配套，多得让人一口气说不完。
迁地方大商户入京师，给京籍户口！
统一“古斗三升合一升”等度量衡！
广建市场！
推动新五铢！
规范交易！
打击不法！
广设仓储！
稳定物价……
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！
文皇帝时代，虽然不是什么自由经济，但也是大中华古代历史上少见的市场发展的黄金窗口！
直接的结果，就是大隋建国之后经济的迅速繁荣！
富！
富！
还是富!
广在登基之前，在南方江都生活过十一年。
深受南方浓郁商业文化气息熏陶的广皇帝，对于商业的意义和价值，有着超乎时代的理解和认识！
广皇帝当朝，继续延续文皇帝的“工商不得仕进”的律令。
但官员经商的律令，已经变为轻飘飘的“禁当朝官员及直系子弟经商”！
很快，南北大运河正式完工。
南北经济，搭上大运河这条“高速水路”，加速交融。
一个统一的全国大市场，正式建立！
文皇帝时，掌管市场的是司农寺。
到了广皇帝，由太府寺直接管理国内外市场。
对市场的重视，主官官员的层面和品级在提升，逼格越来越高！
为了推动国际贸易、民族贸易，广皇帝亲自下场主持，在边疆四部布设大型榷场，开展万国博览贸易交流会。
阿布穿越后初入洛阳城，那可是见识过广皇帝那对外商的诸般优厚条件！
那叫一个字，绝！
先是万人游行乐舞嘉年华！
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
然后是什么？
免税，送地，包吃，包玩，包睡，包安，包真，包赔，包修，包换，包退……
这真的比阿布穿越前，那些自由市场的所谓什么“三包”、“三通一平”、“两免三减半”……厉害多了！
并且，大隋这些优待，全是中央政府担保，与国同休！
牛逼不？
厉害不？
当然，这些市场交易行为，也并非彻底放飞。
大隋朝严格规定，所有交易，皆需在国家划定的地点、固定的时间，有序进行。
私市，重罪。
聪明的官员们，很快就从大隋朝的政策春风里、在先朝的历代官员经验中，总结出了自己的为商之道。
直系、嫡系的，不准加入到火热的市场经济去博浪淘沙？
那，就让旁系和暗中扶持的人，来干！
这下，就可以绕过律令，算不得违法了。
即便如此，像有些当朝的大臣、重臣，依然在明目张胆、大张旗鼓地干！
对此，大隋的当权派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啥能干，啥不能干……敬请自我掌握！
结果，官员经商，也出过几件事儿。
比如，宇文述那两个现已降身为奴的儿子——化及和智及。
他们从高位贵勋上被一撸到底，不是因为他们明着做生意，而是因为私开交市，倒卖了国家重要限制性出口物资。
关键的关键，是这交易对象，不是国内外普通商人，而是突厥人！
处理的结果，就是给他老爹宇文述当奴隶！
给自己老子当奴隶？
这就是大隋朝广皇帝对于官商违禁的处理态度。
还别说，挺有人情味！
再比如，被广皇帝猜疑和不喜、差点被干掉的鱼俱罗，也在官员经商那点事儿上犯过错。
在杨玄感造反期间，这位老将军指示自己的两个儿子，抬价售卖自家早年间从南方运入洛阳和大兴的大米！
结果，鱼俱罗的儿子们，被杨侑下令给抓了、判了！
这事儿，说起来还和某个红人有关。
谁？
正是当时皇太孙杨侑身边流量红人——杨子灿，这货私底下偷偷鼓捣着让那俩纨绔入了套。
其实，主要是这两衙内做生意有点过分，惹了众怒，引发民愤。
为了平抑物议，竖立杨侑的伟光正，这两衙内当了那个骇猴的“鸡”。
不过抓叛的罪过，不是违律做生意，而是因为哄抬物价、谋取暴利！
后来，鱼俱罗四处求人为儿子们减罪，还是杨子灿关键时刻，仗义出手。
也因此，收割了鱼俱罗和他儿子们对杨红人的感恩和忠诚。
哈哈！
……
李秀宁对于杨子灿家在大隋的生意，也是很清楚的。
因为杨子灿家，代表的不是他们一个家，而是整个粟末部。
这事儿，只要是大隋官场稍微老一点的人，都知道。
人家的生意，那是早在文皇帝时就特许的，算是铁杆庄稼！
因为这家的出身，很是特殊。
他们家，既不是什么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，也不是山东贵族，更不是江南财阀。
他们家这家姓，也是文皇帝御赐的。
至于为什么赐了个帝姓，原因成谜，大概是关系铁吧！
至于怎么个铁法？
众说纷纭。
有皇室遗孤说，有立朝重功说，有边地要篱说，有铜铁王户说……
不过，人家的生意之所以铁杆，主要还是因为粟末族与大隋之间的关系。
附庸之族！
是，又不是。
之所以说是，是因为朝廷的相这条律令，就明确写在《开皇律》和《大业律》中。
也有不少人，因为违反此律而丢官，甚至是入狱。
但却很少因此，而没命！
之所以说不是，因为这大隋朝禁止官员做生意的禁令，早就名存实亡。
朝廷三令五申地强调不与民争利、官不经商，但实际上有的人该干嘛还干嘛。
官不经商，实在是一件自欺欺人、掩耳盗铃的事情。
大中华自秦朝开始，就明令在朝为官者不得经商。
自此，这条律令被历朝历代的国法所沿用，大隋也不例外。
然而这条律令在现实的执行中，产生的实际效果成疑。
研究发现，此律的宽度和深度，总是随着各代王朝政治、经济的兴衰，在不断地收放、摇摆。
在大一统的时代，早期紧，中后期逐渐松弛。
王国并立的时代，这条法律简直就是形同虚设，甚至是鼓励经商。
为啥？
需求，生存，贪欲！
只要是人，就有需求和贪欲；有需求和贪欲，必然尽可能的去产生交易和勾当。
当需求和贪欲被极大满足和膨胀之后，原本简单的物物互换交易，就会变成一种规模化复杂化的牟利手段。
国如此，官如此，民如此。
即使是秦朝，也不敢说绝对不与民争利。
有些行业、产业，如盐铁铜等，只能也只能是专营！
帝国，也需要钱财！
这种垄断型生意，往往关乎国家命脉和社会稳定。
但国家专营，难道就不是商？
它们，就不是与民争利？
此外，既然官营也是经商，那是不是也需要具体的人参与？
皇商，官商，私商，外商……
在哪朝哪代，具体负责官营的官员，可是此种经营活动的最大获益者！
史书中，这方面的证据，可不要太多。
隋通钱柜、隋通船运这种商业模式中，出现了三类角色。
皇商，官商，私商。
皇商，可不是咱们大中华辫子朝的独宠名词。
不仅有皇帝亲自下场做皇商的，而且很多情况下，他是用自己的代理人大行殖货之事。
皇帝里的代表，有商朝君主王亥、东汉汉灵帝、南北朝时的宋少帝、明朝皇帝朱厚照……
皇帝代理人的代表，有汉朝的邓通，明朝的许豸……
以及，每朝每代名不见经传的朝奉、采办、少府、太仆、司农等等。
官商，既是官，也是商。
大中华历史上的官商，起于两汉，讫于明清。
范蠡、吕不韦、管仲，西汉霍光的儿子霍禹、西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……
这些家伙，不仅是当朝大官，而且由他们主导的自家生意，也做得很大。
许多时候，当官者本人亲自下场主导的生意，异常兴隆，富可敌国。
另外，还有些官员，表面上本人和家属亲戚绝不经商，让世人觉得其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。
可实际上，那些累世大族出身的官员，都在用各种隐秘的办法，控制着许多庞大的产业和商业。
而新晋的官员，也会开始他的“十万雪花银”之旅！
至于私商，就不多说了。
隋通钱柜、隋通船运这种合伙做买卖的生意模式，也不是什么啥跨越时空的新鲜事物。
最早有明确记载的，是管仲和鲍叔牙做的合伙买卖。
不过现在出了隋通钱柜和船运，倒的确是个很奇特的事。
不是说这生意新鲜，而是这出资形式很新鲜。
皇商、官商、私商三者共同出资，合伙做一个买卖，的确是个划时代的创新！
因为一直独来独往的皇室资本，也放下身段参与到了其中。
真是奇哉怪也！
这比皇帝亲自下场经商，还惊世骇俗！
为啥？
吹口哨的，给自己吹啊！
但这样的事情，在什么新奇事物都有可能出现的大隋朝，实在是不要值得太惊叹。
所以，朝堂上、江湖上，都很平静。
也只有鬼谷子李秀宁，才会觉得这里面有问题，有自己目前还看不明白的蹊跷。
毕竟，像她这等位面的人物，有时候想得问题高度，要比广皇帝、要比她老爹李渊，还要高远！
屁股，决定脑袋！
否则，如何以世界为棋盘？
如何以国家为棋子？
至于，官员与民间私商合伙干买卖的事，这也早就是个历史老话题了。
汉武帝死后，律令遂在，但官员独商、官私合营这事，基本上是自由放飞状态。
官员加商人的聪明脑袋一碰，能甩世人几百步远。
他们总能找到绕过律令，又合理合法的办法，让自家的生意做得飞起。
更何况，东汉自光武帝起到以后皇帝，对官员经商这事，就根本没有怎么关注和限制过。
并且，对官员经商不无支持和赐予特权。
两晋南北朝，官员经商，乃属合法。
更加过分的是，东晋以后的官员，如若经商还免其税赋。
所谓，“公侯之尊，莫不殖园圃之田，而收市斤之礼”，“渐染相仿，莫以为耻”。
以致到了大隋创立之前，社会普遍是无官不商、无商不官。
官商，不仅仅是指官员和商人合而为一人的名词，而且也是官员和私商合伙做买卖的代称。
坦率说，钱财这种东西，是个人都需要！
并且，无论皇家、贵族，还是平头百姓，也都不嫌多！
不是钱财这玩意儿本身有多重要，而是它的功能很奇特。
通过钱财这个媒介，可以让任何人过得相对心宽体胖、心情愉悦。
当然，那种有特别心里优势的，不在此列，也是少数，值得敬佩！
可是，那些个穷得叮当响的皇帝，不值得赞赏！
像谁？
周朝周赧王，东汉献帝刘协、东晋元帝司马睿、明朝崇祯帝朱由检……
唉，真给大中华皇帝的班级集体丢脸！
什么？
还有更穷的？
人家汉文帝刘恒，是真节俭，不是真穷！
而道光皇帝旻宁，是真抠门，也不是真穷！
另外，那些个不知道……官员，也不值得……！
既然贪污受贿的代价、成本、危害那么高大，何不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合理合法的去赚钱？
写点文章出本书，谱个曲子提个名；实在不行做夫子，吃饭喝茶也不愁！
哈哈，有点玩笑了。
不过，当朝的欧阳询、高士廉、刘铉等，这几个老头儿就很会赚钱，非常不错。
他们的作品，写得那么棒，画得那么好，刻得那么绝，现在堂而皇之地在收润笔费！
并且，人家赚钱的逼格，相当高！
你去找人家拿作品，是求。
交钱，是润滑人家的笔锋刻刃！
这润滑费，可一点不低。
阿布当年，为自己的悦来楼向高士廉求字，可是深有体会。
可没办法，人家的买卖，的确就好，不可替代！
为了增加粟末地天下第一馆的收藏量，阿布可没少给这些老头子们润笔费！
特别是那个叫欧阳询的太常博士。
这些老家伙们说得好，这叫守经达权！
啧啧！
真会找词儿哎！
所以，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定义，有点模糊。
所谓官员不得经商，所谓不与民争利，所谓商不得穿绸为官……
在封建王朝这样的时代，还真是一个个既可笑又虚伪的命题！
重农抑商，禁官入商，商不得官，往往都是在王朝初期执行得既彻底又严格。
但是每到王朝的中后期，这些制度，就开始不断变形、后退、滑坡……
最终，制度屈服于现实！
比如，现阶段的大隋，就是如此。
文皇帝时期，虽然也是重农抑商，但绝不是轻商。
相反，他做出了许多方便和鼓励市场交易的举措。
最厉害的政策，入市免税。
工商杂税，零！
其次，对下层民众全面放开盐、酒等这类利润较大的行业，取消专营。
其他的配套，多得让人一口气说不完。
迁地方大商户入京师，给京籍户口！
统一“古斗三升合一升”等度量衡！
广建市场！
推动新五铢！
规范交易！
打击不法！
广设仓储！
稳定物价……
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！
文皇帝时代，虽然不是什么自由经济，但也是大中华古代历史上少见的市场发展的黄金窗口！
直接的结果，就是大隋建国之后经济的迅速繁荣！
富！
富！
还是富!
广在登基之前，在南方江都生活过十一年。
深受南方浓郁商业文化气息熏陶的广皇帝，对于商业的意义和价值，有着超乎时代的理解和认识！
广皇帝当朝，继续延续文皇帝的“工商不得仕进”的律令。
但官员经商的律令，已经变为轻飘飘的“禁当朝官员及直系子弟经商”！
很快，南北大运河正式完工。
南北经济，搭上大运河这条“高速水路”，加速交融。
一个统一的全国大市场，正式建立！
文皇帝时，掌管市场的是司农寺。
到了广皇帝，由太府寺直接管理国内外市场。
对市场的重视，主官官员的层面和品级在提升，逼格越来越高！
为了推动国际贸易、民族贸易，广皇帝亲自下场主持，在边疆四部布设大型榷场，开展万国博览贸易交流会。
阿布穿越后初入洛阳城，那可是见识过广皇帝那对外商的诸般优厚条件！
那叫一个字，绝！
先是万人游行乐舞嘉年华！
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
然后是什么？
免税，送地，包吃，包玩，包睡，包安，包真，包赔，包修，包换，包退……
这真的比阿布穿越前，那些自由市场的所谓什么“三包”、“三通一平”、“两免三减半”……厉害多了！
并且，大隋这些优待，全是中央政府担保，与国同休！
牛逼不？
厉害不？
当然，这些市场交易行为，也并非彻底放飞。
大隋朝严格规定，所有交易，皆需在国家划定的地点、固定的时间，有序进行。
私市，重罪。
聪明的官员们，很快就从大隋朝的政策春风里、在先朝的历代官员经验中，总结出了自己的为商之道。
直系、嫡系的，不准加入到火热的市场经济去博浪淘沙？
那，就让旁系和暗中扶持的人，来干！
这下，就可以绕过律令，算不得违法了。
即便如此，像有些当朝的大臣、重臣，依然在明目张胆、大张旗鼓地干！
对此，大隋的当权派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啥能干，啥不能干……敬请自我掌握！
结果，官员经商，也出过几件事儿。
比如，宇文述那两个现已降身为奴的儿子——化及和智及。
他们从高位贵勋上被一撸到底，不是因为他们明着做生意，而是因为私开交市，倒卖了国家重要限制性出口物资。
关键的关键，是这交易对象，不是国内外普通商人，而是突厥人！
处理的结果，就是给他老爹宇文述当奴隶！
给自己老子当奴隶？
这就是大隋朝广皇帝对于官商违禁的处理态度。
还别说，挺有人情味！
再比如，被广皇帝猜疑和不喜、差点被干掉的鱼俱罗，也在官员经商那点事儿上犯过错。
在杨玄感造反期间，这位老将军指示自己的两个儿子，抬价售卖自家早年间从南方运入洛阳和大兴的大米！
结果，鱼俱罗的儿子们，被杨侑下令给抓了、判了！
这事儿，说起来还和某个红人有关。
谁？
正是当时皇太孙杨侑身边流量红人——杨子灿，这货私底下偷偷鼓捣着让那俩纨绔入了套。
其实，主要是这两衙内做生意有点过分，惹了众怒，引发民愤。
为了平抑物议，竖立杨侑的伟光正，这两衙内当了那个骇猴的“鸡”。
不过抓叛的罪过，不是违律做生意，而是因为哄抬物价、谋取暴利！
后来，鱼俱罗四处求人为儿子们减罪，还是杨子灿关键时刻，仗义出手。
也因此，收割了鱼俱罗和他儿子们对杨红人的感恩和忠诚。
哈哈！
……
李秀宁对于杨子灿家在大隋的生意，也是很清楚的。
因为杨子灿家，代表的不是他们一个家，而是整个粟末部。
这事儿，只要是大隋官场稍微老一点的人，都知道。
人家的生意，那是早在文皇帝时就特许的，算是铁杆庄稼！
因为这家的出身，很是特殊。
他们家，既不是什么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，也不是山东贵族，更不是江南财阀。
他们家这家姓，也是文皇帝御赐的。
至于为什么赐了个帝姓，原因成谜，大概是关系铁吧！
至于怎么个铁法？
众说纷纭。
有皇室遗孤说，有立朝重功说，有边地要篱说，有铜铁王户说……
不过，人家的生意之所以铁杆，主要还是因为粟末族与大隋之间的关系。
附庸之族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