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11月在发起空中战役的同时,麦克阿瑟更关心“怎么迅速发起地面进攻,并最终向鸭绿江发动总攻势”的问题。

  他“对此几近于走火入魔,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”。

 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说,当时他面前有三条路:“向前挺进,按兵不动,或者向后撤退”。

  第一条路,向前挺进:如果我向前挺进,中国人可能不致大规模干预,而战争即告结束。

  第二条路,按兵不动:如果我按兵不动而等待观望,那就有必要选择一道防线筑壕防守。但是那里没有天然障碍物的地形可以利用,而且以我微薄的兵力将不可能建立一道纵深的防线,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中国人。

  第三条路,向后撤退:如果我按兵不动,则他们有足够的兵力将我军围困,而且还可以从满洲增调生力军。这将意味着我全军最终会被歼灭。…如果我向后撤退,这将同我接到的命令相抵触,并使朝鲜战争取得胜利结局的任何机会趋于破灭。

  麦克阿瑟的“总攻势”构想其实很简单,它实际上是一个月之前“联合国军”跨过三八线时制订的全面进攻计划的翻版。

  一是最大限度地投入兵力在全线发动进攻;

  二是以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为最后目标线;

  三是将进攻力量进行相互分离的两线配置。

  沃克指挥第 8 集团军在西线,阿尔蒙德指挥第 10 军在东线,协同发起钳形攻势,以全面清除北朝鲜抵抗力量,最后达成对全朝鲜的占领。

  有所不同的是,此次攻势增加了进攻兵力,前推了攻击出发阵地,行动上则以试探性进攻为前奏,初始阶段稍稍增添了几分谨慎而已。

  然而,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,对此疑虑重重,信心不足,以各种借口加以拖延过早发起攻势。

  沃克的态度当然不能让麦克阿瑟感到满意。

  麦克阿瑟认为,沃克一面表示要恢复进攻,一面又为采取行动设置许多前提条件,显然是在拖延时间。对于麦克阿瑟来说,时间压倒一切,他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,破坏自己的既定方案。

  于是,他严令沃克立即发动进攻,不许拖延。

  沃克被麦克阿瑟逼到了墙角,他没有选择:要么按麦克阿瑟的命令立即行动,要么走人。

  在麦克阿瑟的催促下,沃克终于下达了恢复进攻的命令。

  虽然沃克已估计到向北进攻的道路上,肯定会碰到中国军队,但他对对方的兵力和部署仍然几乎一无所知。

  与上次战役相比,第8集团军的这次攻势在兵力上增加了个军(美军第9军),因而正面兵力密度有所增加,攻击力量有所增强。

  但从整个布势上看,战线上的薄弱部位依然如故。

  在东线,有独立指挥权的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,11月11 日下达了作战部署令,将第10军及归其指挥的韩军第1军团分成4路,分别向北、向东推进,其阵势就像一个伸开的巴掌,几个指头分别指着不同的方向。

  上次战役中,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东、西两线战场各自为战,未能形成合力。

  这次筹划新的攻势,麦克阿瑟显然注意到这一点,一开始就强调两线部队的协同。

  他要求第10军作为“联合国军迂回作战北侧的铁钳”,与西线第8集团军一起构成钳形攻势,在鸭绿江边实现“合钳”。

  但从实际部署上看,两线部队仍未建立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协同关系。

  在第二次战役的战术安排上,两国的军事指挥官思路相对一致,都采取了一种两线夹击的“V”形战术。

  麦克阿瑟计划的是从西线和东线同步推进,实施“钳形攻势”,并在鸭绿江边合围。

  而彭德怀则设想绕到联合国军的背后,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。

  在第一次战役接近尾声时,大将军已经预见到联合国军必将再次发起进攻。毕竟美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损失并不严重,换句话说,他们并没有遭受太大挫折。如果仅仅因为中国军队入朝就选择退却,美军的颜面何在?

  因此,大将军制定了“诱敌深入,包围歼灭”的战术,打算将联合国军引诱至预设的战场,再进行包围并歼灭。这种类似包饺子的战术,实际上有两个核心要点:

  一是如何诱使敌人逐步进入预设陷阱,

  二是如何穿插到敌后完成合围。

  这两项显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。

  这一招能否成功,得看当面的美军、韩军肯不肯往志愿军的“口袋”里钻。

  按麦克阿瑟的要求,沃克的第8集团军须尽快向北发起进攻,由此来看,把它引到套子里来似乎不成什么问题。

  但是,这里也存在一个矛盾:

  如果美韩军进攻动作过快、过猛,可能出现志愿军尚未在预定战场完成准备,便要仓促应战的局面,这样,诱敌便成了纵敌,敌军长驱直入,直捣腹心,反倒会造成已方的战略被动。

  正如洪学智后来所说:

  现在看起来,诱敌深入似乎很简单,但在当时,确定这个方针并不简单,并不容易。

  一方面有巨大风险,一方面也很困难。当时敌人正在一个劲儿地猛攻,我们自己打得也很疲劳了,诱敌深入,在什么地方部署口袋?怎么个诱法?用哪个部队来诱?都得费一番运筹。这些充分显示了大将军的军事指挥艺术。

  为了诱敌向北,同时又不让其走得过快、过远,大将军作了一番设计和安排。

  通常,诱敌讲究的是“示弱”,以使对方对己方能力作出过低的误判,从而放胆突进,跌入陷阱,而此次志愿军首先摆出的却是一副强硬姿态——以顽强的阻击来对付“联合国军”的先期进攻。

  其目的,一是切实抓住敌人,表现出志愿军确有在战场上与之一搏的意愿,而不是虚晃一枪,另有他图;二是控制住敌方行动的速度,使志愿军主力有时间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、展开,以逸待劳,从容迎战。

  撤退的速度不能太快,过快撤退只会让联合国军紧紧追随,完全无法将部队集结并调动到预定的战场上。

  也不能退得太慢,退得慢了很容易陷入敌人的包围圈。在缺乏后勤补给的情况下,面对联合国军的钢铁洪流,基本上就是走投无路。

  而更加困难的是,深入敌人后方的穿插行动。相比麦克阿瑟的战术安排,彭德怀的计划显然更加险中求胜。

  穿插迂回意味着无法携带太多的粮草辎重。如果你携带大量后勤补给,就需要大量的运输车辆,还有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消耗,那还算是穿插吗?敌人也不是瞎子,对吧?

  试想一下,一支没有后勤补给的部队,面对全副武装的联合国军,如何突破敌军防线?即便突破成功,深入敌后,没有粮食补给,也缺乏武器弹药,若敌军要向南撤退,如何凭血肉之躯阻挡敌方的飞机和坦克?

  我军在执行穿插迂回任务时,通常要求战士们轻装上阵,随身携带几天的干粮和弹药,以便快速突进至预定目标。然而,这种战术的实施有一个前提条件,即对战士的忍耐力和纪律性有极高要求。

  人们常说,新中国的轻步兵达到了人类历史的巅峰,尤其擅长大规模的穿插迂回作战,这是我军的独特战术。在朝鲜战场上,正是凭借这一绝技,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战果。

  迂回穿插的战术,往往会导致粮食和弹药的供应中断,通常情况下,部队会因此陷入绝望甚至崩溃。然而,翻阅志愿军的战史,这类情况却屡见不鲜:

  营长牺牲了,连长立刻接替;连长牺牲后,排长继续指挥;排长再牺牲,班长站出来承担责任。如果连班长也牺牲了,战士们就会自发地顶上去指挥战斗。这种组织能力和荣誉感,全世界有哪支部队能做到?其他国家的军队能不能做到呢?其实真做不到。他们不是不理解这个道理,但他们就是无法实现。论忍耐力、纪律性、荣誉感和组织性,新中国的军人当属世界之最。

  按志司部署,西线第39、第40、第38、第42军各以1个师留在一线打阻击,以运动防御对付进攻的美军、韩军,且战且退,逐步将其往“口袋”里引;主力则迅速与敌脱离接触,撤至预定地区隐蔽待敌。

  担负诱敌任务的部队,按常规大都使用非主力部队,但志司此次却拿出西线志愿军的主力军,第38军中的主力师第112师来诱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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